中国当前的金融创新正走在迷茫的路上，原因是中国的金融创新没有立足于本土，没有立足于实体经济，没有为经济的两大目标服务，更多地是在复制或模仿华尔街，从而让一些金融创新倒向了影子银行的扩张，这让中国的金融改革有脱缰的冲动，对中国经济构成了威胁。
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它决定了社会制度以及社会制度的更替。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强调人与物质的关系，生产关系强调人与人的关系，这也决定了经济有两大目标，一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二是公平分配。
明确了经济活动的目标是什么，就会发现中国当前的种种经济矛盾其实归纳起来就是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平分配的矛盾，这就要求当前的经济改革要从效率与公平上入手，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矛盾问题。金融是经济的一部分，所以金融目标必须要遵从经济目标，金融改革也必须要围绕着效率与公平服务，脱离这个核心，中国的金融改革就会失去方向。
效率指的是投入与产出或者成本与收益比率;公平是指产品与服务合理分割，社会资源在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合理配置与享用，要让多数社会成员感到分割的公正，就现行体制来讲，公平是“按劳分配”。
从效率上看，中国的投入与产出比一直是很低的，中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GDP仅为美国的21%、日本的32%。中国GDP每增长1美元，大约需要5美元的投资;中国多数行业产品附加值偏低，工业增加值在26%—30%之间，而发达国家一般为35%左右，美德等超过40%。从公平分配来看，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2003——2013历史数据分别为：0.479、0.473、0.485、0.487、0.484、0.491、0.490、0.481、0.477、0.474、0.473。基尼系数的波动曲线很明显地呈长期高位波动线性，这说明中国贫富两极分化有固化趋势。
从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来看，中国近十几年的改革低效暴利现象比较严重，效率低、两极分化严重，这体现出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初中期的典型特征，反映了工业化、城市化前中期的粗犷经济特点，同时也反映出改革中权利寻租的问题。效率与公平两大经济目标的失准，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必然面临再调整过程，这也决定了中国当前的金融创新必须围绕着效率与公平两大主题，所以中国的金融创新要立足本土，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而不是去模仿华尔街，大搞特搞影子银行。
影子银行是指行使银行功能却不受监管或接受监管较少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其工具和产品。美国的影子银行体系的主要构成有：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结构投资载体、货币市场基金、担保债务凭证、信用违约互换、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再回购协议等机构、工具或产品。
近期，互联网金融创新倒逼中国银行业都去生“宝宝”，这使中国的货币基金规模呈几何基数增长，有的经济学家解释说中国与美国的货币基金规模相比太小，所以发展空间很大，这种言论严重脱离了中国金融业的现实。美国的货币基金规模与其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存在紧密联系，货币被影子银行大量截流，在影子银行体系内大搞零和游戏或庞氏骗局，造成了美国银行业流动性趋紧，这就需要货币基金来补血，所以影子银行越大，货币基金规模也就越大，结果导致美国影子银行泡沫在2008年破灭，影子银行泡沫破灭之后，美国的货币基金规模也大幅下降。中国当前一面要控制影子银行规模强调风控，一面却在高速扩张货币基金规模背离风控，这种创新让人莫名其妙!
美国的金融走出了一条自我创新的道路，为美国经济的强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的金融史与美国的霸权史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华尔街的很多金融创新设计都是将风险敞口朝向世界的，中国若盲目复制美国的一些金融模式，则利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向中国转嫁风险，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金融的威力大，病毒性也强，如果不能分辨出哪一种金融创新具有病毒效应，就可能从一个环节起步产生蝴蝶效应，导致有毒金融创新循环，这对中国的金融发展将会是一个灾难。
从中国的两极分化的现状来看，中国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已经处在矛盾激化的边缘，改革的主体和意识将会觉醒，这就要求中国的改革必须更注重公平性，市场的法制回归也势所必然，这意味着中国低效暴利的时代走向边际，这是中国改革周期率决定的，在这样的周期中想借用金融创新赢取暴利，对国家、企业、个人来说都是危险的行为，如果国内新兴资本阶层认识不到这点，未来会出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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