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他们从未被看见；死后，他们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经历都被反复咂摸。
无数人借他们的死抒发自己的见解，寄托自己的感情，却没有人能勘破他们决绝赴死的真正原因。
01 死者的共性
天门山跳崖事件发生后，某媒体深入调查了4位死者的生活经历，总结道：
如果要寻找四个年轻人身上的共同点，贫穷带来的磨难以及不断新添的变故或许是他们的共性。
彭志军，33岁。农民家庭，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在村里普遍盖起二层小楼的时候，他家还住着没有冰箱彩电和柜子的平房，因为没做吊顶，屋顶还会漏水。曾经做过刮腻子的建筑工，每天工作10小时。21年的秋天，去了理发店，染了蓝色的杀马特发型，一个月收入3000左右。沉默寡言，多年未曾与家人联系。
陈婷，23岁。农民家庭，个子小胆子也小。初中时，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将成绩不佳的她退学处理。16岁外出打工，辗转多个城市，最后一份工作在美容院，月入5000，后来被砍掉了保底工资，收入锐减。父亲患癌，靠微薄的收入和母亲一起支撑家庭。
张财睿，23岁。农民家庭。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因家境贫寒，两位四十多岁的叔叔尚未婚娶。村子里的人陆陆续续搬到镇上的集资房，他家却仍住在山里几兄弟凑钱盖起的房子中，一人住一间，砖头都露在外面。
刘志永，34岁。农民家庭。母亲早年去世，中风多年的父亲和90多岁高龄的奶奶共同居住，靠种半亩地维生。16岁外出打工，曾经结婚育有一子，离婚后孩子判给前妻，最后一份工作是保安，每个月会给孩子送抚养费。
在不同的社会新闻中，贴在他们身上的身份标签也会变化。
他们时而是焦虑的年轻人，时而是城市中的底层工人，曾经是山区村镇的留守儿童，也是21世纪后第一批辍学进城务工的农民工。
一位媒体人这样形容他们的处境：
贫穷，但不至于饿死，有工作，但看不到希望，永远身处社会末端，而前路漫漫一眼看不到头。
“一眼看不到头”，这句话很有意思。
什么头？
肯定不是指人生尽头。人固有一死，每个人的人生尽头都一样，可以预见。
这里的“头”，我想，是指奔头。
出身农村，年少辍学，外出打工，他们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中成长至今，看不到生活的奔头。
02 关于农村青年自杀的社会学研究
在社会学研究中，我国农民工群体按出生时间被分为三代。
第一代出生于50-60年代，第二代出生于60-70年代。
此次自杀的四位青年农民工，出生于70年代末及以后，属于第三代，也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发布的数据，“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的主流，占比48.2%，总人数达1.41亿。
如果说前两代农民工的主体身份仍是农民，打工只是他们谋生赚钱的暂时性手段；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则更偏重于产业工人——他们将打工视为暂时性过渡，最终目的是获得城市身份，在城市中扎根生存。
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将这种代际变化描述为：
“……从未从事过农业生产、也并不准备回乡的新一代打工者。
伴随着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打工者群体正在从拥有一点农村土地的半无产阶级化的工人群体向无产阶级化的工人群体过渡。
他们是生活在城市之中、回不了家乡又不能拥有平等的城市居民地位的群体。”
在成长过程中，他们通过电视媒体和同乡打工者了解到大城市的繁华和富有。
在他们的想象中，大城市遍地都是赚钱的机会，这让他们对外面世界的广阔和新潮充满好奇和向往，年纪轻轻便厌倦了读书考学。据统计，有70.5%的农民工为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
然而，直到进入工厂，他们才发现，大城市并未给他们分配太多的空间和资源。
一位90后农民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那些对大城市的希望和憧憬，在他进厂几年内全部破灭了。一直站在流水线上，穿着大同小异、颜色不同的工服，重复着机械劳作，他形容：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将自己吸了进去，整个人非常颓废，很难摆脱那种氛围。
导演李一凡在拍摄一部农民工主题纪录片后表示：
“我过去一直自以为是相当了解农民工的，但是和他们相处的时候才明白，他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休息一到两天，收入却只有三四千块钱。
这三四千块钱不仅是冷漠的数字，还是工人所经历的极度的疲劳和生命的贫乏，以及面对阶级固化后的无望。”
在他的镜头下，不止一个90后农民工不经意间提到有过“自杀”念头。通过深入的采访和调查，他说，“我觉得很多工人都有抑郁症。”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纪录片中，有12秒寂静无声的镜头拍摄了各个流水线工厂的宿舍楼底下，加装的防自杀防护网。
据说，这些防护网加装于2010年之后。在那一年，发生过13位富士康工人半年内接连跳楼自杀事件，震惊全国。
其中一位名叫许立志的工人，自杀时年仅24岁，生前以工人经历为素材创作多首诗歌。
在题为《我就那样站着入睡》的诗中，他写道：
车间，流水线，机台，上岗证，加班，薪水……我被它们治得服服帖帖。我不会呐喊，不会反抗，不会埋怨，只默默地承受着疲惫。
华东理工大学的陈荣武教授在分析富士康N连跳事件时，用“社会角色失调”来解释前文说过的“留不下又回不去”的矛盾。
陈荣武教授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存在两重社会角色。
第一重，是出身农村、少年辍学、家境贫困、缺乏教育和关爱等经历编织出的“先赋角色”。
第二重，是通过暂时性的打工过渡，获得市民身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等理想编织出的“自致角色”。
新生代农民工怀抱着希望和梦想来到城市之中，却发现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要么是和几万乃至几十万人挤在同一个大工厂里，拿着微薄的薪水糊口；要么是生活在城市的夹缝中，做着毫无尊严的低价值感工作，被其他城市成员另眼相待。
与此同时，城市的生活成本肉体可感地节节攀升，面对现实收入和理想生活之间的巨大差距，他们最初进城的梦想逐渐破灭。
他们被牢牢封锁在“先赋角色”中，与享受城市生活、成为市民的“自致角色”之间存在牢不可破的壁垒。
就业、户籍、社保、教育、医疗、婚恋障碍、社会偏见……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成员面临着多重实质上的权利不平等，笼罩在制度性排斥的阴影里，当他们发现这种是无法靠人为的努力和抗争打破的时候，就容易陷入彷徨、失望、自暴自弃，乃至走上反社会或自杀的道路。
“社会角色扮演过程中出现角色失调现象，是‘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在现实生活中多少和会、对自我、对梦想的一次又一次否定，如果不在这种否定中实现一次新的自我超越，就很容易陷入无望的泥潭不能自拔。”陈荣武教授如是写道。
前文说过，出身农村，年少辍学，外出打工，他们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中成长至今，看不到生活的奔头。
那么，到底什么是奔头？
武大社会学教授刘燕舞，在题为《论“奔头”——理解冀村农民自杀的一个本土概念》的论文中概括：
“奔头”，是指在人的一生中，通过人的努力奋斗可以实现的愿望和价值，是支撑人一生的日常生活过程持续运行的动力机制，它包含了人活着的合法性和人活好的合理性两个基本层面。
刘燕舞教授的研究结论是：农民的自杀行为，是在“奔头”无法实现后的一种无奈选择。
03 解法
很多人说，与从前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条件和权益保障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物质匮乏不是他们自我毁灭的理由。
此话不假。
但人更多时候，并非生活在纵向的历史中，而是生活在横向的社群中。
绝大多数普通人，不可能从社会关系中挣脱出来。
大家都要在与周遭人群的比较中获得身份认同、取得生活意义。
在刘燕舞教授的调查中，有一位曾经尝试自杀的妇女谈到放弃自杀的原因，她说：“人比人活着，货比货留着。”
既然在比较后，有人选择了活着，那么，就一定有人选择死亡。
对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怕的不仅是生活比别人困苦，而是这种居于人下的困苦茫茫陌陌，看不到边际和尽头。
迪尔凯姆在自杀学研究中，提出了预防自杀的三个命题：
1.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2.对这个目标所附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3.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制。
以此来指导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杀问题，解法就是：
新生代农民工需要一个通过奋斗能够实现的“奔头”；
为了实现这个“奔头”所付出的努力不能沉重到让人迷失自我。
对此，陈荣武教授提出：帮助符合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或逐步实现“市民梦”，真正实现农民市民化或真正享受市民待遇（或主要待遇）减少新生代农民工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自杀在内）的根本路径。
在一次采访中，李一凡导演谈及拍摄90后农民工纪录片的动机时说：
我不敢说启发谁。在今天，人们都喜欢争论谁对谁错，谁更能启发谁。但更重要的事情，应该是祛魅，让遮蔽的东西被看见。
有些人可能重新看到了工人，有些人看到了自己，有些人知道“异端”是怎么回事，有些人看到了知识分子缺乏实证性。这都有可能，我没有带有启示性的企图。
更重要的是，让没被看见的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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